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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8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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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

决策咨询制度扩散机制及其区域差异:基于中国城市政府的实证 (1983—2016)

韩万渠

2019, 8(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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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决策咨询制度化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1983—2016年,全国已有246个城市政府建立各种形式的决策咨询制度。中国城市政府决策咨询制度的扩散受何种因素影响发生? 建立决策咨询制度在全国285个地级市34年间 (1983—2016年)的扩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法 (EHA)模型,提出并验证了内部决定因素、纵向及横向影响因素、政策企业家因素对城市政府采纳决策咨询制度的影响。公共事务复杂性、智力资源、省级政府垂直推广、相邻城市扩散程度与政策企业家的年龄、学历、任职经历对城市决策咨询制度的采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在东部、中西部地区城市政府间存在显著差异。

媒体话语对政策过程影响机制的叙事式框架分析———以城市专车监管政策为例

王英伟

2019, 8(4):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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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分析单元,由其产生的话语影响力已成为公共政策范畴内的重要扰动因素。为厘清媒体话语在公共政策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文以城市专车监管政策为例,从媒体叙事视角出发,对与城市专车监管政策相关的媒体话语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同时运用叙事式分析框架进行理论解析。研究发现:媒体对公共政策影响力的发挥,主要依托其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 “借力”作用。在微观层面,媒体通过遵从并反映个体行动者话语中的理性叙事逻辑与感性叙事逻辑,实现向个体话语的借力。在中观层面,媒体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将其自身话语意涵嵌入倡议联盟的话语表达中,且在创设公共话题空间、营造联盟论辩场域、呈现倡议联盟博弈过程的同时,实现向联盟话语的借力。在宏观层面,则主要通过对 “互联网文化”“共享经济”“新业态”“互联网+”等宏观话语理念的关注和阐发,突出宏观环境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进而实现向宏观话语的借力。媒体话语的 “三层借力”关系,共同促成了公共政策过程中媒体话语力的建构和扩张。

政策执行研究的中国图景及演化路径

吴宾 齐昕

2019, 8(4):  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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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0—2017年国内政策执行领域的2351篇 CSSCI文献为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知识图谱以挖掘出国内政策执行研究的热点主题,分别为政策执行理论、政策执行案例、地方政府与政策执行力、政策执行影响因素、政策评估等研究领域。基于突现词分析,发现中国政策执行研究呈现出案例分析与理论构建并重、超越 “拿来主义”并突破公共管理研究 “中国悖论”的特征。研究认为,已有研究缺乏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偏重单一案例分析、忽视对执行者个体特质的阐释。新时代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政策执行理论研究、技术革命下政策执行力提升将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

应急管理

新时代中国应急管理: 变革、挑战与研究议程

朱正威 吴佳

2019, 8(4):  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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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应急管理机构改革的实践,新时代中国应急管理出现了新的趋势与挑战。在体制效能、管理方式、组织性质与治理过程等方面,中国应急管理呈现出了新的转型特征。同时,应急管理的机构改革实践带来了 “应急管理体制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定位、新体制同 ‘一案三制’的关系、机构权力重组、预案改进与法律修订”等新的挑战。文章认为,面对新时代应急管理的变革场景,公共安全治理框架下的应急管理体系重构、应急管理的组织变革经验与流程再造路径、应急管理协调联动的新问题与新思路、应急预案的规范化建设与适应性变革、技术创新同制度逻辑的衔接与融合等研究议题的反思和拓展,是应急管理知识生产的重要任务。

答沃尔多之问: 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挑战与未来

吕孝礼 朱宪

2019, 8(4):  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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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身份危机一直是困扰公共管理学者的重要话题,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危机管理研究也面临同样挑战。本文主要分析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面临的理论与实务合法性挑战,并尝试探讨回应这一挑战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若干议题。这些议题包括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价值导向、揭开公共部门危机管理运作的黑箱、应用更加多元的研究方法等。在探讨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之余,也希望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启示。

经验借鉴

“到达丹麦”?: 遭遇挑战的新区域主义———欧美大都市区的经验观察及反思

袁方成 王宇涵

2019, 8(4):  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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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全球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新区域主义因强调治理过程、主张多主体跨域协作而广受追捧,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市流行的治理模式。然而,近20年以来的实践表明,当代新区域主义在组织结构、运作机制与治理能效层面遭遇了较为严峻的挑战:原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而新的权力结构未能明确建立所导致的权力失衡与政治缺位;市场机制追求效率与利益而损害种族、空间公平;府际协作缺少规范,难以维系,问责与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治理目标的偏失;统筹规划的缺乏导致发展方向不明,城市扩张加剧种族冲突,协同治理受限于各层次主体的能力与意愿,难以达成。基于经验性的观察和反思,要实现 “到达丹麦”的善治目标,无论是对于西方发达城市,还是对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优化权力结构、完善合作机制、增强区域监管,由此打造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治理形态,是未来可能且可行的路径选择。

研究综述

中国公务员激励问题研究述评:现状、 问题与展望

薛立强 李德伟

2019, 8(4):  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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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激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经过了酝酿、兴起、持续关注三个阶段。围绕公务员激励的一般性理论问题、物质激励、精神激励、能力开发激励、职业发展激励等研究主题,既有研究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基于国情的公务员激励研究与经典激励理论的对话不够;公务员职业特点和个体需求的结合不够紧密;各类激励及其与各项管理制度之间对应关系的理论研究尚不深入;构建有效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思路不够清晰。推进这项研究的着力点有三:应加强一些基础性、关键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应基于公务员的职业特点,特别关注基层公务员的激励问题;应加强基于公务员个体需求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