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激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经过了酝酿、兴起、持续关注三个阶段。围绕公务员激励的一般性理论问题、物质激励、精神激励、能力开发激励、职业发展激励等研究主题,既有研究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基于国情的公务员激励研究与经典激励理论的对话不够;公务员职业特点和个体需求的结合不够紧密;各类激励及其与各项管理制度之间对应关系的理论研究尚不深入;构建有效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思路不够清晰。推进这项研究的着力点有三:应加强一些基础性、关键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应基于公务员的职业特点,特别关注基层公务员的激励问题;应加强基于公务员个体需求的实证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是基础性规划,在国家规划体系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社会对国土空间规划的认识有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我国,经历了从国土规划到空间规划,再到国土空间规划的演变历程。本文试图阐释这一历程,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并为编制和实施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建议和意见。
激励基层公务员行为创新是新时代打造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进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提升人民 “三感”的重要保证。本研究在中国场景中探索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内容与结构并开发 测量量表。首先,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 (N=42),归纳出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 的典型特征与核心表现,在此基础上提炼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概念结构。然后,基于样本1 (N= 386)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证实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包含创新动机、创新程度的二维度结构。基于样 本2 (N=386)的验证性因子分析证实了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二维度结构模型及测量量表理想的信 度和效度。基于样本3 (N=569)的回归分析证实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对角色内绩效和角色外绩效 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量表具有理想的校标效度。本研究实现对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跨情境和本 土化探索,并建立内容全面、结构清晰的测量工具基础,为新时代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供管 理启示。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待国家治理,不仅是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国家治 理实践的一个重要经验和要求。本文从制度视角来理解国家治理,试图提出一个概念性框架来讨论 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文章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从制度建设的总体逻辑、发展逻辑、评 价逻辑、构成逻辑、组织逻辑、运行逻辑、行为逻辑、改革逻辑八个方面进行论述,并提出一些未 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发展文献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大国的公共行政存在一种令人 费解的难题:高层决策者制定的政策如何才能被中基层主体执行。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威 权体制及其政策领域的执行差距为这个难题增加了复杂性。文章将中国近60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变迁视为国家建设与民族融合、发展效率、职位晋升和外部影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并分析了每 一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文章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行政性分权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自80 年代以来,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变化更重视制度化的权力划分。文章主张超越一贯的“遵从模式” (compliancemodel),以“联合主体”的视角来理解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性质,以及中央与地方合作 时行为出现差距的含义。文章提出通过法制机制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政策实践的 质量。
近年来,地方政府尝试通过跨区域的政策合作与一体化推动区域治理创新,这些实践经验引起了来自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等领域学者的普遍关注。2006—2015十年内该领域的文献统计表明,中国以府际合作为核心的区域治理理论与学术共同体已经产生,并对中国的实践经验、模式与问题进行了大量论证。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ICA)以地方行动者的多重动机为研究前提假定,以个体行为与治理结构之间作用关系为核心研究模型,以府际协议测量、网络结构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能够有效弥补我国协作性区域治理研究中框架构建、模型设计与定量研究方法运用等方面的不足,能够有效解决目前研究中的微观动机与现实协作机制脱节的问题。本文介绍了该框架在中国协作性区域治理研究中的应用、进展和发现,并对未来的研究议题提出了建议。
媒体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分析单元,由其产生的话语影响力已成为公共政策范畴内的重要扰动因素。为厘清媒体话语在公共政策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文以城市专车监管政策为例,从媒体叙事视角出发,对与城市专车监管政策相关的媒体话语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同时运用叙事式分析框架进行理论解析。研究发现:媒体对公共政策影响力的发挥,主要依托其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 “借力”作用。在微观层面,媒体通过遵从并反映个体行动者话语中的理性叙事逻辑与感性叙事逻辑,实现向个体话语的借力。在中观层面,媒体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将其自身话语意涵嵌入倡议联盟的话语表达中,且在创设公共话题空间、营造联盟论辩场域、呈现倡议联盟博弈过程的同时,实现向联盟话语的借力。在宏观层面,则主要通过对 “互联网文化”“共享经济”“新业态”“互联网+”等宏观话语理念的关注和阐发,突出宏观环境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进而实现向宏观话语的借力。媒体话语的 “三层借力”关系,共同促成了公共政策过程中媒体话语力的建构和扩张。
属地管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旨在以守土有责的方式消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由于条块关系的复杂性,属地管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责任落实和追究机制。“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演化为“责任属地”“基层兜底”,凸显了基层政府权责失衡的困境。要使属地管理回归守土有责的设计初衷,就要按照权责一致要求,建立健全责任清单,落实责任属地、权力属地和财权属地。属地管理不仅是一种调节纵向政府间关系的制度安排,其内在的多重蕴涵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审视纵向政府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对“行政发包制”的一种理论拓展。
面对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角色冲突等困境,街头官僚通常在压力环境中开展工作,以至于利普斯基将压力视为理解街头官僚内涵的典型特征之一。本文依据社会心理学中分析压力应对的交互理论,从街头官僚工作的主要压力源辨析入手,以街头官僚对目标群体的态度评估和应对能力评估为主要维度,将街头官僚的压力应对行为大体上分为四种基本的应对家族(family),包括机械式应对、分离式应对、工具式应对和变革式应对。这些应对行为不仅可以舒缓街头官僚的紧张情绪和压力感,而且对政策执行也能产生包括积极偏离和消极偏离在内的不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