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各地频频出现极端化、低俗化 “婚闹”现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23年5—9月山东等3省份759位公民的在线实验数据,研究社会规范与凸显负面信息助推策略对公民文明婚礼意愿的影响作用,探索同一助推策略在不同特征群体中的适用性差异。研究发现:单独使用社会规范或者凸显负面信息助推策略均会面临失败,只有结合使用这两种助推措施才能有效提升公民文明婚礼意愿;助推工具对于目标群体的行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政策制定者应综合多种助推策略,发挥助推工具的协同效应;充分认识助推策略面临失败的风险,在政策出台前进行科学的测试、评估与优化;根据不同特征政策目标群体对于助推策略的适应性差异,设置个性化的助推方案。

在当前多任务、多目标的政策执行情境下,面对自上而下的逐级加码行政压力,基层政府采取理性的执行方式,并呈现更为系统化的应对策略。从案例解构结果来看:复杂政策情境下,基层政府需在有限的时间与资源下有效完成任务,在根据收益与风险程度以及实践方式划分执行任务类型的基础上,基层政府理性衡量不同任务背后的系统逻辑,把控邀功与避责之间的度,作出对应的积极动作或防御动作,同时在此过程中,通过合理利用环境与主体中的有利因素、规避其中的消极因素,最终形成一套理性衡量、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应对治理术,形塑借力应对、防御应对、选择应对与联合应对四种行动方式。 “应对治理术”既是基层非正式行为的拓展内容,也是国家与基层、政府与群众互动的策略性表现形式。

政策变迁过程中的阻力机制是反向理解公共政策演变规律的重要视角。本文在综合间断均衡理论的中微观解释逻辑与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特殊性的基础上,建构了 “认知分歧 制度摩擦”分析框架,并以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变迁过程为例对政策演变过程中的阻力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认知分歧与制度摩擦是影响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要素,二者共同构成了政策变迁的核心力量。其中,在弱认知分歧和弱制度摩擦下,受主导性政策认知的影响,政策壁垒得以生成,继而对政策变迁产生排斥,促使政策均衡得以维系。宏观政策情境变化所诱发的强认知分歧能够为政策过程注入较强的变动因子,但受制于制度阻力,政策变迁进程缓慢,而呈现渐进式微调状态。政策的范式性变迁则有赖于弱认知分歧与弱制度摩擦的耦合作用,政府注意力加持下总体性目标转变与行政调节是凝聚共识,削弱认知分歧与制度摩擦并促成二者耦合的关键。本文从阻力视角,对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中微观互动机制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理解中国场景下的公共政策演进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

政策创新与地方政府的特征如何影响政策再发明? 研究构建了2005—2021年,12项政策创新在中国省级政府间扩散的事件史数据库,并利用余弦相似度算法测量了地方政府政策再发明程度。通过赫克曼选择模型,文章讨论了政策创新的复杂性对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政策再发明的影响,并考察了政府财政资源在其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高度复杂的政策创新与地方政府较低的再发明水平显著相关,财政资源越丰富的地方政府则在采纳政策创新时伴随着更多的政策内容调整。然而,丰富的财政资源并未显著调节政策复杂性与地方政府政策再发明之间的负向关系。文章为讨论中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扩散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供复制的研究方法,为进一步推动政策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是践行农业生产转型发展要求的重要路径,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创造公共价值的重要手段。依据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中的穆尔战略三角模型,构建农村基层组织创造公共价值的 “公共价值-支持与合法性来源-运作管理能力”分析框架,结合 H 市F村通过农业生产托管壮大集体经济并有效提升村务治理水平的实践案例,研究发现,农村基层组织通过凝聚整体公共价值目标以坚定组织统一实践方向,通过整合利用外部资源以开拓价值利益组合方式,通过优化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以挑战基层治理困境,从而实现公共价值创造。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以“坚定、开拓、挑战”为核心思想的 “公共价值的创造精神”仍然具有时代的普适性与价值的耦合性,其创造公共价值的模式与精神具有一定推广性与可传递性。

社会企业作为兼具商业性质和公益性质的新型混合组织,日益吸引传统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向其转型,但转型过程知易行难,在实践中失败案例屡见不鲜。通过对三家转型社会企业的多案例研究,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剖析转型失败的机理。研究发现:(1)转型失败是传统组织在新制度同构压力下发生的一种脱钩行为,带有混合程度的不完全性,也造成了双重目标的非均衡性;(2)政策与实践的脱钩削弱了社会企业双重制度逻辑的元素混合度,手段与目标的脱钩则诱发了双重目标的非均衡性; (3)根据元素整合度和目标均衡性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区分边缘式混合、分离式混合和象征式混合三种转型失败类型,三种类型在含义、特征及形成机制方面迥异。研究不仅拓展了新制度主义理论在组织转型领域的运用,对于传统组织突破转型失败的藩篱乃至推动我国社会企业实践的发展亦具有启发意义。

社会督导嵌入公益创投项目是破解社会治理 “能力堕距”问题的创新选择。通过对L市的公益创投项目督导的跟踪调查和案例研究表明,在设计上,公益创投项目督导实现了对公共服务供给三维机制互补嵌入和三重委托代理关系的重塑。但实操层面,公益创投项目督导却面临代理风险引发的目标冲突、功能异化和属性偏离的失灵表现。本文的贡献在于重构了公益创投项目督导相关主体间的三角权力关系,力图揭示和解释公益创投项目督导运行中的因果逻辑,实现其目标匡正、功能调和与属性复归。研究将视野从政社关系向下延伸到 “政督社”关系,引入隐性委托代理关系拓展了委托代理理论的边界,弥补了公益创投项目督导研究中对主体行为逻辑和运行机制分析的不足。

为回应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围绕社会治理理念开展社会建设,着力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伴随着社会治理机构出现多次调整,从组织变迁的历时性角度,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可以揭示社会治理机构改革的历史脉络。聚焦2023年第九轮机构改革成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回顾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机构改革,提炼历次改革的演化逻辑。研究发现,我国社会治理机构的发展,形成了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更新、党政部门的工作职能跟进、地方党委统筹协调探索、中央党委的部门归口管理的轨迹;反映了提出新理念、设置新载体、配置新机制、设计新制度的演化特征,分别遵循理念衍生、部门延伸、实验主义和整体设计的逻辑,强化了中央统筹。社会治理机构演化呈现的 “寻找 ‘归口’”框架,有助于理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背后的新逻辑。

目标设置如何影响政府行为及其绩效,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我国2006—2017年90个县级政府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目标设置对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并检验政府承诺在目标设置与公共服务绩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目标清晰度、目标重要性对公共服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目标难度与公共服务绩效呈现负相关;同时,政府承诺在目标清晰度、目标重要性对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丰富了目标设置理论在公共服务绩效领域的理论成果,为我国县域公共服务的目标管理提供了理论思路,也为目标导向下的公共服务绩效改进提供对策建议。

在不避责的基础上促进担当作为是完善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学界围绕强激励的作用产生了 “激励与避责” “激励与担当作为”两类相互竞争的假说。为此,论文以中国江苏的省、市、县 (区)三级公务员为被试收集调查数据并用结构方程模型检视强激励的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强激励既可以弱化避责也可以增强担当作为,但二者的产生机制存在明显差异。第一,在“问心无愧”的作用下,道义机制中的前景激励能够显著弱化避责,但是对增强担当作为没有显著作用。第二,在 “同台竞技”的作用下,契约机制中的激励契约能够显著增强担当作为,但是对弱化避责没有显著作用。第三,强调技术赋能的精细化治理显著正向调节了激励契约对增强担当作为的影响。第四,与理论预期相反,强调 “容错纠错”的弹性宽松治理显著负向调节了前景激励对弱化避责的影响。这种负向调节可能与风险选择框架效应有关。因而,研究建议地方政府根据部门和岗位差异来针对性地应用道义机制和契约机制并着重考虑二者的优势互补与动态调适。论文区分了不避责与担当作为的内在差别并将道义机制补充到干部激励的分析框架,进而在微观层面厘清了强激励何以弱化避责、何以增强担当作为的差异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