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扩散是共享社会治理智慧的重要手段,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已有关于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研究主要聚焦区域层面的解释因素,缺乏对创新特征属性的关注。本文通过构建特征属性影响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分析框架,依托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2022-2023)数据库,实证检验社会治理创新的特征属性对其扩散的影响。研究发现,由党委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创新更容易扩散,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相较于县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更易扩散;以完善体制机制为目标、以管理流程为对象的创新更易扩散;被写入政府文件、列入试点以及获得更多媒体关注的创新更易扩散。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扩散总体上遵循党委政府主导、学习采纳制度管理经验为主,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相互借鉴,县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各自探索的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扩散,应充分考虑创新扩散的适用性,构建 “领跑 跟跑”并重的激励制度,用好制度化、试点和媒体等工具,通过建立创新工具包、打造平台型社会治理制度,构建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良好生态。

在难以衡量客观绩效的情况下,声誉往往是社会组织赢得政府资助的关键。本文基于信号理论,采用情境实验方法研究了社会组织声誉作为一种信号传递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资助意愿。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声誉作为一种积极信号,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对其公共事务代理能力的判断,从而赢得资助;同时,社会组织声誉也可能被视为负面信号,引发地方政府对其竞争公共权威的焦虑,从而减弱资助意愿。这种双重机制因公共事务处置情境而存在差异。即在常规事务处置情境中,地方政府倾向于将社会组织高声誉视作积极信号 (公共事务代理),而在应急事务处置情境中,社会组织高声誉则更有可能被感知为一种负面信号 (公共权威竞争)。本研究揭示了社会组织声誉与政府资助的双重路径并刻画了加剧路径选择的情境因素,为揭示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提供新证据。

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情境需要符合一定的制度规则条件,多主体的良性互动是在既定的条件下成立的。本文对社会组织通过专业技能注入,激活农村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案例研究,展现了多元利益主体在社会组织的 “催化”下,如何通过有效的互动,制定自主决策设计、监督和实施群体共同遵守的规则,构建起复杂治理系统的过程,有助于推动制度选择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本土化应用与拓展,加深人们对公共资源治理 “制度技艺”的认知。通过引入 “公共服务逻辑”,将社会组织作为与公共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截然不同的第三类主体,强调了社会组织在激活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中的中介作用,回答了 “国家、市场和社会组织是如何配合起来有效和公平地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并指出 “社区自助 协同供给”的乡村建设路径是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的重要方向。

当前,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而要实现善治,社会组织必然要与其他组织和部门结成网络关系。本研究以个案的方式,深度刻画了一个草根社会组织的行动网络开拓与建设之路。研究发现,缺乏资源的社会组织会立足于一个起点,通过多方借力实现与多主体的结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借助其与职能部门的联系和对社会的渗透,同属地政府结成议题网络;借助与属地政府的关联和与公众的接触,同职能部门结成专业网络;借助属地和职能政府的背书以及来自其他社会组织的资金捐助,同公众结成利益网络;借助与职能部门的关系与撬动其他社会组织的资源,与之结成信念网络。最终,社会组织通过多方借力的策略,形成以其自身为中心的个体中心网络。本研究从微观视角揭示了我国草根社会组织面临的行动困境与个体的纾困之道,丰富了国家 社会关系的宏大理论;也为大量的草根组织提供了一个行动指南。

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公共政策是否能够真正赢得民心认同? 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和政策执行,而对其民意反馈的考察尚显不足。本文从社会认知维度对 “民心”进行情境化的理论讨论和实证测量,并构建 “民心”形成机制的理论框架。研究将国家级贫困县 “摘帽”作为一项自然实验,结合2012—2018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7万多全国代表性城乡居民样本,探究并识别脱贫攻坚的民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脱贫攻坚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能够增进民众对政府治理的经历和了解,提升公众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正面认知;第二,脱贫攻坚的民心效应不仅存在于贫富差距治理领域,还会外溢到非政策目标领域;第三,脱贫攻坚政策对受益群体的民心的影响要显著高于非受益群体。研究揭示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公众认知重构的现象,有利于深化对公共政策与公众认知关联机理的理解,并为治理模式转型时期构建良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提供参考。

按照性别偏向的解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污染暴露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在主观的环保意识和实际承担的环保责任上高于男性。本文关注女性出任地级市市长或市委书记,性别偏向在环境治理中的效果是否仍然显著。研究发现,样本期间以增长为主的考核方式导致在减排效果上并没有明显的领导性别差异,环境治理中的领导性别偏向假说不成立。相关晋升机制干扰了性别偏向的作用,女性出任市委书记比男性选手们更加在意提升减排效果,但出任晋升激励更高的市长一职时减排效果不明显。进一步发现,强化监管而非增加治理投资是女性市委书记主政期间提升减排效果的主要手段;相关晋升机制的作用是女性领导选择减排的主要动机,提升减排效果对女性市委书记实现晋升的作用是男性选手们的5倍以上。研究为探究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性别偏向的作用与规律提供新的思考,并为充分发挥女性干部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提供政策启示。

在公共政策执行过度依赖领导强注意力驱动且其负面治理效应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探究弱注意力的效率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建构了强调注意力客体能动性的分析框架,从纵向控制、横向竞争以及过程性的时间维度,呈现不同注意力强度下的行动者结构,阐释弱注意力被忽略的积极治理功能。研究表明,注意力表达依赖特定组织机制的启动,这改变着注意力客体面对的机会与约束情景,他们将基于自身利益积极调整互动模式,从而影响政策的执行实践。相较而言,弱注意力下的行动者更容易形成纵向弱控制、横向弱竞争以及低时间约束的互动结构,这有利于塑造弹性规则、约束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保持政策执行理性,尤其适用于对成本敏感、有向下适调与社会参与需求的政策领域。对弱治理工具的积极关注有助于打破既有研究的刻板认识,也表明了一种在强国家时代探寻合理治理体系的努力。

我国应急预案体系的完善伴随着对预案性质和功能认识的深化。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初期,“以案代法”促成预案编制模仿行政立法程序,预案内容涵盖应急管理全过程,且具有准法律效力。以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出台为转折,应急预案作为行动方案的性质得以澄清,预案建设的重心开始向提升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转变,具体表现为规范预案编制流程,采取情景构建等方法完善预案内容,以及违反预案责任的相对化。从紧急权力行使的过程来看,预案作为应急预决策的重要载体还具有凝聚社会共识、为紧急权力获取社会信任的功能,能够整合传统规制道路和协商民主机制的优势。为强化这一功能,应当在预案编制和管理过程中嵌入公众参与、专家审

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正当程序装置。

随着 “政府即平台”思潮的兴起,技术乐观主义与经济效率理论提倡通过数字平台促进政民互动。然而,技术与管理因素导致数字行政负担问题日益突出,增加了政民互动的成本。本文拓展了行政负担的概念框架,探讨数字空间中政民互动成本的形成与演化,分析公众与政府因平台嵌入所承担的合规成本、学习成本、核实成本和申诉成本。通过对 A省民生领域监督平台58546条政民互动信息的文本挖掘分析,本文发现数字平台改变了传统的政民互动模式。公众在理解政策和表达诉求时面临较高学习成本,数字平台中出现的错误信息增加了公众的申诉成本。尽管回复时间缩短,但重复诉求信息未被有效筛除,增加了政府部门的合规和核实成本。此研究为理解数字行

共同生产是当前全球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模式,学界侧重从行动者角度解释共同生产“何以达成”,而 “何以有效”的效能逻辑有待深入探讨。 “虎哥回收”案例精准分析垃圾分类回收中的参与主体及其合作困境,借助正向激励等手段,成功动员和紧密联结相关行动者,突破参与障碍,展示了经由共同生产实现高效能服务的内在机理。案例表明,行动者网络中经过制度赋能的核心行动者,运用利益赋予、互惠和牵引等差异化方式,持续驱动其他行动者的参与。同时,通过流程再造和组织培育等方式重塑行动者间的关联,聚合分散、零散、消极参与的行动者,破解因主体利益取向差异和合作环境复杂导致的共同生产困局,从而显著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深度剖析共同生产的效能逻辑,或可拓展这一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丰富共同生产的研究视角,为中国治理场景中如何优化共同生产提供有益的理论启发和经验参照。

韦伯 “家产官僚制”理论固然阐明了君权同官僚的关系,但是在阐释州县政府人事安排的行政实践方面存在解释力的不足。本文基于中国的历史实际,以韦伯论述的语境———清代中国为重心,从儒法国家的视角切入,探究传统中国 “儒法国家”的理念和原则何以通过官吏间的分工制衡变化为基层治理安排,进而探析韦伯 “家产官僚制”理论与历史实际的多处违和,并将传统中国的官僚体制概括为一种三元互嵌的官僚制度:三元分别是传统中国的君权、科举出身的官员和吏役,三者的关系本质上是彼此嵌套、制衡的。这一分析比韦伯的理论概括增加了 “吏役”一维,走出了将科举出身的官员和绝大多数由编外人员构成的吏役进行同质化阐释的误区,更加能够解释传统中国 “儒法国家”治国理念框架下的行政实践是如何具体展开的,也是对传统观点认为官受制于吏的重要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