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4年 第13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4-09-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模式的建构及其限度
    竺乾威
    2024, 13(5):  3. 
    摘要 ( )   PDF (1212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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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提出表明中国正在建构一种新的政府市场关系模式。这种新的模式既是对新形势下政府市场关系变化的一种回应,也是对以往政府市场关系的一种突破。新模式的建构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它需要突破价值、权力和利益三个方面的限度。
    专题研讨1
    数据要素市场流通的公共价值创造、 失灵及其应对
    张会平 马太平
    2024, 13(5):  13. 
    摘要 ( )   PDF (1472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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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要素市场流通涉及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多元互动,其治理需要以公共价值创造为目标有序协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数据空间角度出发,将数据要素市场流通界定为企业数据空间、政府数据空间和数据交易空间的联动与交互。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构建数据要素市场流通的公共价值创造逻辑,在技术实现路径上遵循差异化的情境生成路径,数据要素市场流通创造出数字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两类公共价值。数据要素市场流通在实践推进过程中面临部门利益、商业利益、个体权益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冲突,同时数据要素的特殊性又加剧多元价值冲突,会导致公共价值失灵。有效应对数据要素市场流通的公共价值失灵,需要构建数据共同体的协同治理模式,推动价值关系重塑。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如何影响区域协同创新
    种照辉 位晓琳 覃成林
    2024, 13(5):  26. 
    摘要 ( )   PDF (1431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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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协同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中国2008-2018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智慧城市的协同创新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间的协同创新,具体而言,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的城市间专利合作数 (每万人)提高约0.479个。本地创新能力提升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智慧城市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的两个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区位条件好的城市影响更大,同时,这一影响也与城市规模的大小有关。本文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为强化区域协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供需互动视角下数字政府建设对公众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杜亚斌
    2024, 13(5):  46. 
    摘要 ( )   PDF (1488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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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众获得感是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共同期望,但相关实证研究仍较缺乏。本文基于政策反馈理论,综合采用我国省级层面的数字政府评估数据与个体层面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公众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剖析其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数字政府建设通过两种机制影响公众数字获得感,即一方面通过阐释效应影响数字政治赋权感,另一方面通过资源效应影响数字公平促进感。(2)从供给侧来看,不同方面数字政府建设对公众数字获得感的影响不同,政府通过政务微博开展双向政民互动显著提升了公众数字获得感,而政府网站单向的信息公开则未产生显著影响。(3)从需求侧来看,作为用户的公众特征也会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的成效,互联网使用促进了政务微博建设对公众数字获得感的正向影响,而网上隐私担忧则抑制了政务微博建设的正向影响。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借鉴政策反馈理论阐明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公众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并从供需互动视角揭示出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公众数字获得感的权变特征。
    论文
    运动式治理能否带来持续性的公众参与?——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的公众参与为例
    翟晓祯 梅赐琪
    2024, 13(5):  62. 
    摘要 ( )   PDF (2222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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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动式治理过程中,除了直接动员地方政府,中央很多时候还会动员公众参与,从上、从下一起向地方政府施压。持续性的公众参与将有利于保持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运动式治理的成果,增加运动式治理常规化的可能性。本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探索了运动式治理如何影响公众参与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短期中,运动式治理通过开放政治机会使公众参与成为可能,并通过回应公众诉求推动公众参与的扩大;但是公众政策注意力的下降以及参与渠道的不稳定等因素将威胁公众参与的长期可持续性。其次,本文选取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公众信访举报的数据检验了以上推论。结果表明,(1)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的公众参与规模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难以维持长期稳定;(2)相较于环境污染程度,经济发展因素才是决定公众参与规模的主要因素,这说明公众参与的目的可能并不是出于对环境的关心而是社会发展催生出的社会治理各方面的诉求。以上两个主要结论都表明了运动式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在实现长效化与常规化时面临的困境。
    历程、 逻辑与效能: 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分析
    李笑宇 任宗哲
    2024, 13(5):  82. 
    摘要 ( )   PDF (1417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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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诸多解释中,财政分权这一制度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如何客观理解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 对这一制度进行 “是什么”“怎么样”等问题的梳理,无疑是意义重大的。本文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立足中国财政制度本身,探讨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可划分为权力下放改革阶段 (1949—1978年)、放权让利改革阶段 (1979—1993年)、分税制改革阶段 (1994—2012年)和现代财税体制改革阶段 (2013年至今);中国财政分权具备制度生成的合法性,又表现出路径依赖的完整性、断裂平衡的稳定性和渐进转型的包容性;中国财政分权推动的利益地方化在支撑国家治理、实现共同富裕、完善社会保障、应对公共危机层面带有正向激励,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利益地方化诱发的道德风险问题,特别是信息不对称和能力不足导致的资源错配和浪费现象频现,以及不当的财政竞争致使府际协同和调控难度加大的负面影响。本文提供了一个从变迁历程、变迁逻辑到制度效能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为解读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演化、理顺新时代中国财政体系提供思路和启示。
    优化生育政策: 国家能力引领社会秩序——基于政策风格的解释框架
    朱荟 苏杨
    2024, 13(5):  96. 
    摘要 ( )   PDF (1626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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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处于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的窗口期,亟待温故知新。基于政策风格解释框架,本文聚焦既往生育政策的中国风格,可解析出从危机设计到理性设计、再到渐进设计、逐渐实现社会设计的递归性图景;与此对应的是四种执行逻辑:科层权威型、专家引导型、统筹协调型和多元合作型。优化生育政策的逻辑变迁可概括为 “国家能力引领社会秩序”,集中体现 “中国之治”在设计与执行上的双元演进。毋庸置疑,优化生育政策这一长期性、复杂性与严峻性的超级社会工程的逻辑变迁,蕴含着中国独特的执政特色与治理元素,即 “符合中国国情”的善治设计与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执行创新。以优化生育政策在设计与执行上的双元演进为基础,才能客观和全面理解优化生育政策从生育限制的社会管理到生育支持的公共服务之使命的善治变迁,亦能更好地整合多元力量使中国特色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执行过程都能兼顾国祚所需与民意所向。
    税收优惠、 环境政策组合与企业环境绩效
    丁红乙 成琼文
    2024, 13(5):  112. 
    摘要 ( )   PDF (1544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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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关键内容。基于资源型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观测数据,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渠道机制,以及税收优惠与不同类环境政策的组合效应。研究结论有:(1)税收优惠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且相比国有资型企业,税收优惠对民营资源型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2)税收优惠可以通过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驱动环境绩效提升,但是绿色创新产出并没有发挥中介作用。(3)进一步研究税收优惠与不同类型环境政策的组合效应,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和自愿型环境政策的组合效应明显,两种政策组合效果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这些结论为科学设计税收优惠与环境政策组合、优化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改善企业环境管理、完善绿色发展政策体系提供了理论启示。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基于跨层政策执行的整合性分析
    郎玫 王婷
    2024, 13(5):  135. 
    摘要 ( )   PDF (1460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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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是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收官之年,基于 “中央 省级” “省级—市级—县 (区)级”的跨层视角,以各级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文本和官员的访谈记录为研究素材,构建“制度—组织—个体”的分析框架,剖析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政策结构、推进模式与官员行为间的衔接机制,重点识别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各层级之间形成的结构效率及其阻滞性因素。研究发现: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的 “形”已经基本形成,各级政府 “点”的行动也初具成效,但要进一步实现推进过程中的 “形” “实”相符与 “点” “面”相接,重点还需依托各省实际情况,突破跨层政策推进的衔接机制,提升内在结构效率。
    研究综述
    公共管理研究中的机器学习方法——原理、 应用及挑战
    刘闻博 王丛虎
    2024, 13(5):  152. 
    摘要 ( )   PDF (1476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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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数字化的发展使得机器学习方法愈加受社会科学研究重视。尽管机器学习方法对公共管理研究存在巨大价值,但该方法在现有公共管理文献中的运用仍相对有限。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机器学习方法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然后整理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公共管理顶尖期刊上所发表文献中机器学习方法的具体应用,最后对该方法所面临的挑战和质疑进行了归纳和部分回应。本文认为,机器学习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既可以作为一种数据收集与整理的研究方法,又可以作为一种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首先,机器学习方法可以降低数据的收集成本,将非数值型数据转换为数值型数据,也可以用于非数值型数据的聚类;其次,在相关性分析的公共管理研究中,机器学习可以缓解 “维数灾难”,即变量数过多导致的多重共线性以及过拟合问题,从而分析变量之间的非线性驱动作用;在因果推断类型的公共管理研究中,该方法主要用来分析异质性因果,但也可以结合其他因果推断方法从而估计平均处理效应,解决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断点回归法、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在公共管理研究应用中所遇到的实践难题。然而,机器学习方法在实用易用性、结果解释性、研究可复现性等方面同样遭受质疑, “决策不透明”的铁笼有时也会诱发违背公共精神的风险。尽管如此,考虑到该方法潜在的巨大贡献,本文预计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结合机器学习方法将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