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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第15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6-05-17

上一期  

专题研讨1

数字技术何以破解综合监管困境:作用机制剖析与能力边界反思

门理想 王丛虎 陈林

2026, 15(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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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性约束和柔性激励之外,中性技术有望成为破解综合监管困境的第三种路径,其作用机制亟待探明。从科层体系的三维职权底座和平台数据的重塑赋能效应切入建构一个组织与技术的融合分析框架,并以济南市水利工程招投标监管为例,研究发现,通过推动部门协同、地域跨越和层级穿透,济南市成功建构起一个以平台和数据为枢纽的综合监管立体空间。其中,数字技术一方面通过前台降维监管对象、中台重构履职体系、后台形塑权力格局,推动从科层本位到治理本位的权力运作转型;另一方面通过数据穿透提升全程监管能力、数据融合打造协同监管能力、数据挖掘培育智慧监管能力,实现从滞后分散到智慧协同的监管变革。然而数字技术并非“万能良药”,技术赋能的天花板效应、技术应用的合法性危机、平台技术的表征性采纳和权责鸿沟的数字化切深都会影响数字技术的效能发挥。在科层为体、技术为用的方针指导下,未来各地应重新树立从组织出发的改革观念,持续锤炼借技术赋能的业务本领,推动技术向善、治理向善。

使排名运转起来:可置信奖惩、竞争性激励与中国空气污染治理

刘颜俊 任超凡

2026, 15(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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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级行政体系中,上级政策是否落地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执行。近年来,“政府间排名”作为一种重要的府际治理工具被广泛用于引导地方执行、矫正偏差。既有研究多关注其潜在功能或具体政策效果,也涉及运行机制的探讨,但对排名何以有效,尤其是制度设计如何塑造其有效性,仍缺乏集中分析和系统检验。本文以制度设计为切入点,厘清政府间排名得以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与关键环节,强调可置信奖惩和竞争性激励的核心作用,并以空气质量省内排名为案例,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该排名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且对环境基础较差的城市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市长晋升前景更强、实施配套资金奖惩的省份,排名效果尤为突出;排名政策通过强化环保执法和增加环保资金投入实现减排。本研究表明,合理设计的排名能够向多代理人结构注入竞争性激励,提升政策执行,对其他多级治理领域亦具启示。

监管对象何以反向影响监管效果?—一个探索性混合研究

何彬

2026, 15(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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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监管理论从监管者视角出发,强调惩罚的威慑策略及其效果,忽视了监管对象所拥有的非正式权力对监管效果的反向作用。采用探索性混合研究方法,利用环境监管案例和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文章建构了“情境—策略—行为—效果”的分析框架来揭示这一过程:监管部门面临的“资源约束任务超载”“污染外部性效果外溢性”“政策刚性复杂现实”等多重结构性矛盾是诱发选择性监管的制度性因素,监管对象的优势地位是“选择”行为发生的具体依据。监管部门依据“确定性优先”原则,通过重塑容错空间、弱化惩罚正当性需求、再分配环保督察注意力三种机制,实现对信息模糊程度、自由裁量范围以及行为可识别性的动态调控,进而消解选择性监管的问责风险。这一逻辑也诱发监管对象采取差异化回应策略,进而分化了确定性和严厉性的政策效果,即监管对象的优势地位削弱了确定性的效果,但增强了严厉性的效果。文章完整地解释了监管对象的优势地位诱发选择性监管的发生路径及政策效果,为理解此类现象贡献了普遍性知识。

论文

趋同与差异:多重制度压力如何影响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扩散—面向中国293个地级市的事件史分析

吕守军 刘定杰

2026, 15(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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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是数字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对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整合政策扩散与制度同构理论,构建了包含强制、模仿与规范同构的多重制度压力分析框架,并运用事件史分析法,对2020—2023年中国293个地级市“跨域通办”改革的扩散过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改革采纳在时序上总体呈现“C”形扩散曲线,早中期扩散迅速、后期趋缓。第二,改革采纳整体受到强制同构(上级政府压力)与模仿同构(政务服务能力、横向竞争压力)的共同推动,规范同构(城市专业网络)的影响则不显著。第三,改革采纳的驱动因素存在异质性。在地区层面,东部地区主要受模仿同构(政务服务能力)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则主要受强制同构(上级政府压力)与部分模仿同构(横向竞争压力)因素的影响。在组织权力结构层面,不同数据管理机构设立方式的地方政府,受影响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第四,进一步政策内化分析表明,改革采纳与内化阶段的驱动因素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差异。二者均受强制同构和模仿同构的共同驱动,但采纳阶段更显著受到强制同构(上级政府压力)和部分模仿同构(横向竞争压力)的影响。本文揭示了政务数字治理政策扩散的深层动因,丰富了制度同构的理论内涵。

赋权还是负权?数字政务服务影响一线执行者自由裁量权感知的调节机制

赵书松 梅园园

2026, 15(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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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界围绕数字政务服务如何影响自由裁量权感知这一问题形成了“赋权说”“负权说”“双重影响”等多种观点。为了更好地弥合这一理论分歧,本文通过三组情境实验,系统检验了数字政务服务对自由裁量权感知的双重影响及其边界条件。研究发现,自由裁量权感知的变化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一线执行者的组织身份、街头事件的常规化程度以及二者的交互是决定赋权或负权效应发生的关键要素。具体而言,在低常规事件中,自由裁量权感知强化,而在高常规街头事件中会得以弱化。同时,数字政务的发展并未引发自由裁量权感知的集中上移,而是在部门中的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呈现出差异化影响,管理者感知到的是整体性的数字赋权,而普通员工的裁量权感知要视事件的常规化程度而定。研究表明数字政务不仅改变了一线执行者的工作方式,更通过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的交互,推动了一线执行者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内在重构。本文为理解数字政务如何作用于一线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感知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在验证双重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完善了这一命题的条件性要素,并揭示了数字政务服务发展中自由裁量权的认知重构现象。

理解当代中国的上下级政府间协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程凯

2026, 15(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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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级政府间协商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隐秘现象,现有研究已从不同角度对其作了阐释,但仍存在碎片化和片面化等不足,亟需构建能够整合多重解释变量、覆盖全部政府层级的分析框架。囿于属地包含关系、职责同构体系和双重负责逻辑,行政层级毗邻的上下级政府存在高频互动与紧密联系,在现行体制内部形成一种兼具整体属性与组织意蕴的行政共同体。在此情境下,上下级政府的职责义务、利益偏好与组织关系得以深度互嵌和高度绑定,由此形成的连带责任、互涉利益与依护关系,成为理解上下级政府间协商的关键变量。受到行政层级高低、工作任务侧重和治理情境分殊等因素影响,连带责任、互涉利益与依护关系在不同行政共同体中的排布序列和作用强度并不一致,上下级政府间协商因此呈现层级分殊规律。中央与省级政府间协商以连带责任为主导,围绕中央政策的在地适配展开,具有工具理性特征;省与市县政府间协商以互涉利益为核心,双方聚焦关键性资源的获取与交换,基于互惠预期开展经济理性协商;县乡政府间协商高度依赖依护关系,上下级政府通过非正式网络寻求协助以应对基层繁重任务、规避常规问责,生存导向相对突出。

治理性权利: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法治枢纽及其善治面向 

杨霞

2026, 15(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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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化改革面临“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的深层瓶颈,其症结在于要素产权界定模糊、使用权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根源则是兼具公共属性与市场需求的产权制度尚未完全理顺。既有研究存在法学与公共管理学的隔阂,对衔接市场与政府的权利配置机制探讨不足。本文提出“治理性权利”是破解这一困局的“法治枢纽”,它是国家为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以法律形式创设、兼具财产权外观与公共政策工具属性的权利形态。其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公私法域的制度壁垒,将制度经济学的效率逻辑转化为法治实践的规范逻辑,成为连接国家治理意志与社会市场行动的转换器与稳定器。研究指出,治理性权利的实践困境源于公共性、工具性引发的权利冲突与配置失序。因此,实现要素市场“善治”不能仅靠“确权”,关键在于构建以“效能正义”平衡为根本遵循的系统性机制。本研究为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市场化改革深度融合提供了法治方案与理论参照。

信息引导、创新激励与纵向压力:政策试点推广的组态路径—基于中央推动型环境政策的定性比较分析

郑晓敏 李兆友

2026, 15(3):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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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试点是中国特色政策制定与治理改革的核心机制,但实践中其推广结果呈现显著差异,部分试点成功扩散至更大范围乃至上升为全国性政策,另有部分则止步于首轮试点阶段甚至无疾而终。为破解这一核心差异现象的生成逻辑,本研究基于政策过程视角构建整合性分析框架,以中央推动型环境政策试点为样本,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展开实证探究。研究发现:(1)政策试点推广的核心维度包括信息引导、创新激励、纵向压力,具体包括试点部署、交流学习、资源配置、创建示范、督导验收和权威压力六个关键因素;(2)试点不同阶段的核心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条件的缺失使得政策试点陷入推广困境,导致政策试点只停留在局部试点阶段;(3)政策试点推广路径是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学习驱动型、资源嵌入型、竞争驱动型三种组态是实现试点向局部扩散的路径,推广至全国的政策试点依赖于府际间信息引导及纵向压力推动。研究揭示了政策试点推广的复杂机理,为优化政策试点设计、提升推广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县域中心工作常规化治理的“行政分包制”研究—基于赣北R 县的个案分析

金江峰

2026, 15(3):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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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中心工作依托部门协作的常规化治理实践,概括为“行政分包制”。县域从领域化粗放治理到全域化一体治理,是行政分包制的生成逻辑,其运作基础是嵌入科层制常规治理体系的业务相关与职责连带制度,类型实践以“党委统领型”分包最为典型,组织分包结构包括:领导小组(委员会)为核心的统筹领导层、工作专班与主责部门为载体的管理执行层,以及业务相关部门为主体的协作执行层。行政分包制的运作机制有目标任务打包动员的政治转化机制、部门分包协作的职责适配机制、过程管理的督导检查机制和结果控制的综合汇评机制。行政分包制实践除塑造了中心工作部门化下的常规治理,也带来了部门工作中心化下的基层治理负担,表明县域治理依旧没有破除层级间权责不对称问题,可以通过治理事务上的分包协作、治理过程上的权责清单与治理结果上的民主考评等加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