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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9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0-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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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集体行动专题研讨

制度性集体行动、 领域差异与府际协作治理

锁利铭 阚艳秋 李雪

2020, 9(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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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公共事务多个领域的治理中,广泛采用了府际协作的方式,形成了多个以领域 为载体的合作网络。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揭示出不同领域特征对交易成本与合作行为的影响机理, 通过资产专用性和绩效可测量性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这一解释模型, 分析中国在不同公共事务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合作行为与网络结构差异,考察其作用程度和现实表 现,对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政策规划有着重要启示。本文通过对2009—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30个 城市的大气污染与水污染合作治理数据分析,发现不同环境领域的污染合作治理水平、合作方式以 及合作网络结构会存在明显差异,而这种差异则根源于不同领域的资产专用性与绩效可测量性。基于此,论文最后给出了可以进一步研究议题的建议。

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的 协同机制长效性研究 ——以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为例

戴亦欣 孙悦

2020, 9(4):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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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 (ICA)主要聚焦于协同机制的形成动机以及自愿型协同治理机 制的类型。本文拓展了对协同机制的讨论,关注协同机制在运行过程中的长效性表现,特别讨论了 自愿型推动要素和强制型推动要素各自对协同机制长效运行的影响。文章从协同机制初始类型和推 动要素的不同组合出发,对ICA的理论进行了拓展,并以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为例,从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四个方面,分别讨论不同协同机制类型和推动要素 组合下的机制长效运作特点。案例分析发现,虽然自愿推动要素和强制推动要素可以在不同情境下维 持协同机制的长效运行,但是各自对协同机会成本的改变不同,自愿推动要素前期成本较高,而强制 推动要素后期维护成本较高。因此,文章认为上级政府应根据任务特点调整协同机制推动要素,同时 积极调动地方政府的自主性,通过培育协同主体间自愿协同的意愿及能力,实现协同机制的长效运行。

制度性集体行动、 府际协作与经济增长 ——以成渝城市群为例

崔晶 汪星熹

2020, 9(4):  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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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间的府际协作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以城市群府际协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基本研究内容,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理论, 从 “整体性关系”“结构性关系”两方面构建分析框架,并基于2010—2017年成渝城市群府际协作 数据及城市面板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城市群整 体性府际协作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横向府际协作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纵向府际协作 与经济增长却具有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由于纵向府际协作具有不同的选择性收益,从而对地方政 府官员产生了较大的个人激励。

制度安排与关系网络: 理解区域环境 府际协作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温雪梅

2020, 9(4):  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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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协作行为,是提升新时期区域协作治理有效性的关键。本 文认为制度安排、网络是理解地方政府协作行为的重要变量,以府际关系网络为切入点,构建起连 接协作行为与制度的桥梁,弥补了以往 “原子式”个体视角的不足。在区域环境治理的府际协作 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除了受到自身特点、协作群体特征影响外,还嵌入在条块关系、城市行政 层级、党政关系等制度安排,以及已有关系网络中。各因素在不同协作区域作用程度的差异导致不 同协作机制的产生;反过来,协作机制的运作又会推动关系网络的演化和制度变迁。

应急管理研究

重大公共政策 “政治势能” 优劣利弊分析 ——兼论 “政治势能” 研究的拓展

贺东航 孔繁斌

2020, 9(4):  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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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势能”是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比较优势的本土化经验总结和学理性表达。它在中 国政策执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执行中也可能引发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使公共政策的 “政治 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我们在转化中通过若干重要环节,化解政策执行中的层级性治理和多 属性治理难题,补齐公共政策势能的短板方面。我们认为, “政治势能”的引入为中国的政策执行 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它通过 “政治”一词落脚到学科,体现了学科特色;通过 “势能”一词归纳出中国特色,展示了中国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种政治要素和资源的运作逻辑。

公共管理研究

互联网使用是否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挑战? ——基于政府绩效评价和非制度化参与视角

童佩珊 卢海阳

2020, 9(4):  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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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通信技术 (ICTs)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领域影响的不断加深,互联网已 然成为政府塑造和影响公共关系的重要媒介。作为信息传播、互动表达和公共参与的平台,互联网 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参与形式和话语表达方式的同时,也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本文立足于政府和公众两个视角,采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围绕政府绩效评价与 公众非制度化参与,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 政府的绩效评价;同时,由于互联网在公共领域和集体行动方面所发挥的助推作用,互联网使用也 显著提高了公众非制度化参与的行为倾向。本文的政策启示是,互联网确实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了 一定的挑战,在网络化治理过程中,建立合法有序的互联网平台、完善网络治理体系、提高公众政 治参与的制度化能力、重塑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推动现代化治理、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重 要途径。

常规开展的 “运动”: 基于示范城市评比的研究

刘志鹏

2020, 9(4):  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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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治理”这一概念为学界所公认,用于描述使用运动的方式自上而下实现国家目 标的治理手段,但这一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分类。在实践中,常规运动因其开展的周期性、可预 测性和评估客观性与举国运动和执行运动有着明显的差别,而竞争性示范城市评比正是其典型代 表。本研究通过观察全国333个地级城市参与示范城市评比的情况发现,自1990年起,各地级城 市获评的示范城市项目不断增加;而地方政府参与评比的动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缓解因为 群体性事件和经济降速所带来的公众不满,二是有助于官僚动员下属和联系上级,从而形成上下级 之间的纽带,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地方政府注意力的分配准则。本研究对 “运动式治理”这一概念进 一步分类,丰富了其产生原因,认为常规运动的开展转移了群众的负面注意力,吸引了上级正面注 意力,并通过官僚纽带使这种注意力变化意图成为可能,形成了一种 “制度化的非制度安排”,成 为当代中国行政管理工具的重要拼图。

理论述评

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变革研究述评

耿亚东

2020, 9(4):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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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大数据的到来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本 文探讨了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即大数据的发展历程。回顾了信息技术发展历史中便蕴含着大 数据的内涵和价值,进而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对大数据的定义,总结出大数据不仅是全球化、后工 业化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的表现形式,也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此基础上,评述了世 界各国在大数据的推动下发起的一系列政府治理变革:开放政府或透明政府;权力关系与治理形态 的重构;数据决策与数据治国等。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要高度重视大数据在政府治理变革中承担 的重要功能,进一步加强数据开放相关制度以及配套政策,大数据相关利益主体 (政府、市场、社 会)合作以及大数据应用的循证决策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