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目录

2018年 第7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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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专题讨论

整体性治理与应急管理：新的冲突与解决方案

高小平

2018, 7(6):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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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化应急管理体系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应对突发事件日益复合化形势下的选择,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在经历了枢纽型的 “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之后,开始进入综合型的 “政府组成部门”的新时代,这种体制与整体性治理的要求不谋而合。但是,在整体性治理与应急管理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冲突,不能过度强调整体性治理,不能忽视应急管理与常态管理的区别,不能忽视应急管理的专业性,否则很容易导致权力与责任配置不平衡、管理方法运用不科学等问题。解决冲突的关键是处理好整体性治理的普遍性原则与应急管理特殊性要求之间的关系。

中国应急管理的演化历程与当前趋势

童星

2018, 7(6):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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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三制”的综合应急管理体系符合国情、基本可行,但也有两大弱点。一是没有目标规划,无法评价效果,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弥补了这个弱点,应急管理的本质就是公共安全治理,评价其效果就要看公共安全水平是否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是否增强。二是全灾种管理与全过程管理难以兼容,应急管理部的成立弥补了这个弱点,以全灾种管理适度的 “退”换取全过程管理真正的 “进”,并将形成以下发展趋势:应急管理的重点由信息、舆情扩展到预案、队伍和装备,由应急处置向前后两端延伸,由非常态转向常态。

中国应急管理机构的演进与发展:基于协调视角的观察

钟开斌

2018, 7(6):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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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和职权分配是管理体制的核心,强化协调是应急管理机构改革的基本取向。根据协调的性质和主体两个向度,本文构建一个 “性质 主体”的应急管理协调分析框架,把应急管理协调分为模式 I (纵向 虚体)、模式 II (横向 虚体)、模式 III (纵向 实体)、模式 IV (横向实体)四种类型。运用该分析框架对中央层面应急管理组织机构的发展过程研究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应急管理机构改革先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改革的基本轨迹是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综合协调: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为职能部门分类管理为主、纵向非常设机构协调为辅 (模式 IV 为辅),改革开放初期至 2003 年为依托议事协调机构进行协调 (模式 I ), 2004 —2017 年为依托政府应急管理办事机构和部际联席会议进行协调 (模式 II 与模式 III 并行), 2018 年之后为依托应急管理部门进行协调 (模式 IV )。新组建的各级应急管理机构要发挥好牵头协调作用,还面临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提升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应急管理体制改革成败的

王宏伟

2018, 7(6):  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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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社会的演进看,工业社会的风险是简单风险,对应的是常规突发事件;后工业社会的风险是系统性风险,对应的是非常规突发事件。由于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共同影响,我国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阶段所面临的常规突发事件与非常规突发事件并存,但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挑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应急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2003 年 “非典”后我国成立的应急办缺少必要的协调能力,且既往的应急模式过分强调指挥 控制、标准化和可预测性,不适应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要求,造成我国应急管理应对常规突发事件能力强、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能力弱的局面。 2018 年,我国虽然组建了应急管理部,但在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难。未来,我国还需要成立国家应急管理委员会并构建多元共治网络,以提升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公共政策

中美 “多规合一” 比较研究

潘起胜

2018, 7(6):  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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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在不断地推进 “多规合一”的规划体制改革,规划学界也在积极探讨 “多规合一”的理论与实践,其目标是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个规划融合到一个空间区域上,实现一个县市一本规划、一张蓝图,以解决规划中的各种现实问题。虽然 “多规合一”已在多个省市进行了试点,取得了较多的实践经验,然而目前对 “多规合一”还欠缺系统性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外比较分析等方面。本文通过梳理和回顾中美两国在 “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体系上的发展历程,尝试对 “多规合一”进行比较分析,探索经验和汲取教训,促进相互学习与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应当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进步的需要,结合规划的长期实践,借鉴国外经验,因地制宜,促进多种规划的有机融合,以对科学决策提供支持。

通过环境政策过程的重塑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

向玉琼

2018, 7(6):  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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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中确立起了一种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以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来寻求社会发展。至 20 世纪中期工业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时,生态危机也逐步显现出来。面对这一现实,公共政策这一治理工具被运用到环境治理中。环境政策是在代议制框架下制定的,在形式上强调政策过程中的程序和步骤,但实质上却受到精英的主导和控制,甚至出现了政策 “被俘获”的现象。最终所出台的政策贯穿着精英的意志,包含着等级意识和控制观念,仍然是一种以精英为中心、以技术为中心、以人类为中心的治理思维,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基于共生共在的观念,通过合作行动来重塑环境政策过程,才能制定出具有共生观念的政策,继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

高校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差距及其成因探究——以部分省市问卷调查为例

王云多

2018, 7(6):  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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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毕业生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比较不同高校应届毕业生失业率,探索引起高校毕业生失业率差距的成因显得尤为重要。通过重新定义毕业生失业率的测量公式,基于对典型省市高校应届毕业生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深入研究并检验各类因素对不同高校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高校办学层次、学科设置和学生性别构成不同是影响失业率差距的重要因素。因此,为降低毕业生失业率,应提高各类高校办学层次和办学质量,及时应对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

书评

寻找行政管理学中国话语建构的基石——读葛荃教授主编 《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史》

张康之

2018, 7(6):  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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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教授主编的 《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史》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在关于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专题史的研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我们致力于中国话语建构的时代,如果行政管理学这门学科希望有所作为的话,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在这一领域中的经验和智慧是不可或缺的学术耕耘活动。所以,我们怀着无比欣喜的心情阅读了葛荃教授的这一著作。在经历了多年学习和引介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之后,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思想,强烈地感受到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中,有着需要我们加以反思的教训。从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发展的历程看,从统治行政模式向管理行政模式的转变也是完全可以在自然演进的过程中实现的。此外,在我们谋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分析中国古代在德治与法治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以及思想局限性,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