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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10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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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稿

现代国家的两种治理艺术——对马歇尔·福柯论述的一种解读

肖滨

2021, 10(2):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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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国家治理中,选择何种国家治理艺术以统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既是涉及国家理性的重大理论问题,更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实践难题。基于对马歇尔· 福柯(MichelFoucault)相关论述的理论解读,区分两种国家治理艺术——— “以力强国”和“以人强国”,揭示统合人的发展和国的强大才是国家治理艺术的真谛所在,将为国家治理艺术选择的理性化提供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撑。

专题研讨1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陈升 卢雅灵

2021, 10(2):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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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处于重大转型期,因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各类社会矛盾不断凸显,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然而,公众作为社会矛盾的直接感受者和接触者,其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并不强烈。本文以重庆市11个区县社会矛盾治理为例,依托实地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对公众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回应需求的及时性和征求公众意见的情况对公众的政治效能感影响程度较大。同时,政治效能感在社会资本和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本文提出提高政府回应的及时性、重视培育公众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增强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建议。

风险建构、机会结构与科技风险型邻避抗争的逻辑——以青岛H 小区基站抗争事件为例

张海柱

2021, 10(2):  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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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工业设施选址建设过程中,对科技风险的忧虑引发了公众的邻避抗争。由于风险的未来指向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对科技风险的界定和评估成为邻避冲突中的关键问题。基于风险的建构性属性,“风险建构”是公众抗争的起点与重要行动,而这又受到抗争“机会结构”的影响。对青岛市H小区基站抗争案例的考察发现,抗争过程包括“动员” “投诉” 与“施压” 三个阶段,不同阶段上抗争居民的风险建构经历了由“科技风险”(辐射健康危害)向“法律风险”(违建)以及“政治风险”(政府不作为)的转变。这种风险建构的变化是抗争机会结构影响下的结果,而策略性的风险重构则实现了抗争资源与机会的重新组合,最终营造出了有利的机会空间并取得了抗争的成功。抗争过程中科技风险的“隐匿” 现象导致了“成功的邻避抗争” 与“失败的风险治理”,从而彰显了进行风险沟通等治理制度变革的必要性。

晋升激励抑制了地方官员环境注意力分配水平吗?

曾润喜 朱利平

2021, 10(2):  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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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激励机制”一直广受关注,本文从“注意力分配”的视角考察了晋升激励对地方官员环境注意力分配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晋升激励与地方官员环境注意力分配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 形”关系,弱化年龄与任期的影响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渐进增长极限”关系;第二,地方环境污染防治呈现出一种“渐进均衡”的行动逻辑,长期来看地方官员环境注意力分配显著受过去相似行为的正激励,具有注意力分配“雪球效应”;第三,晋升激励可分为压力等外生激励与年龄等内生激励,对地方官员环境注意力分配影响的重要性排序中,存在“压力>年龄>任期”现象;第四,政治周期对晋升激励与地方官员环境注意力分配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

运动式环境治理的类型学研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

王智睿 赵聚军

2021, 10(2):  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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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环保威权空前强化的政策背景下,以打破常规、资源动员和专项行动为特征的运动式治理正成为地方环境工作的常态,并开始走向常规化。本文将通过类型学的思路,在分析框架构建和类型学演绎的基础上,基于六个典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实践的多案例比较,对运动式环境治理的不同动员模式进行经验性总结,并形成一个类型学解释。研究发现,运动式环境治理本质上属于职责同构结构下的注意力强化与剧场政治现象,这种具有人格化特征和强激励导向的治理模式侧重于增强地方政府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非解决治理过程中的具体难题,呈现出中央的制度化努力与地方的运动式执行相交织的特征。未来应持续推进环保领域的内部确权与外部放权工作,逐渐实现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类型主体间职能、权力和责任划分的清晰化、法定化。

专题研讨2

人力资本、生计风险管理与贫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

胡江霞 于永娟

2021, 10(2):  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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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1695个贫困农民的调研数据,在研究人力资本对贫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基础之上,探讨生计风险管理的中介作用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生计风险管理、制度环境是影响贫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因素;生计风险管理在人力资本与贫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之间产生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在人力资本与贫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提高贫困农民的生计水平,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生计风险管理以及制度环境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基于生计风险管理的人力资本培育模式,以及培育良好的制度环境。

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土地发展权的形成机制分析——基于关系产权视角

张磊 曾雪莹 孙琳

2021, 10(2):  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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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对集体土地发展权的研究主要基于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强调土地产权的排他性,以及清晰界定土地发展权的重要性。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村庄中土地发展权往往受到社会习俗、村民集体意识的影响,容易出现权利内容界定模糊、实现形式多样等现象,形成了很多不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又长期存在的非正式开发。本文首先系统比较了集体土地发展权相关的权利产权和关系产权理论,然后基于关系产权的分析框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村庄中土地发展权的类型,以及支撑这些非正式产权的社会关系。研究发现村庄中集体土地上已存在多样化的住房产权,这些产权类型在涉及社会群体的广度、发展权的清晰度和稳定性上存在明显差异,而支撑其产权的社会关系也有所不同。祖屋和统规自建房嵌入本地村民社会的程度较深,更多受到习俗、习惯的约束,而宅基地上出租屋和小产权房的村民社会嵌入性较弱,更需要借助于合约和房产证等制度化的约束方式。鉴于此,本文建议针对支撑不同产权类型的社会关系,采用差异化的政府介入方式,从而使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相向而行、形成合力,而非相互排斥、彼此相悖。

论文

基层治理中的属地管理:守土有责还是甩锅推责?

颜昌武 许丹敏

2021, 10(2):  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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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管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旨在以守土有责的方式消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由于条块关系的复杂性,属地管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责任落实和追究机制。“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演化为“责任属地”“基层兜底”,凸显了基层政府权责失衡的困境。要使属地管理回归守土有责的设计初衷,就要按照权责一致要求,建立健全责任清单,落实责任属地、权力属地和财权属地。属地管理不仅是一种调节纵向政府间关系的制度安排,其内在的多重蕴涵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审视纵向政府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对“行政发包制”的一种理论拓展。

双重吸纳与空间扩展:社会组织的一个生存模型——基于S 市M 区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黄六招 尚虎平 张国磊

2021, 10(2):  1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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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治理领域日渐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表征国家权力积极在场。依据党和政府的认知形塑社会组织的生存环境与行动取向,借助于“双重吸纳与空间扩展”的分析框架对S市M 区两个社会组织从生存到发展的案例对比发现:首先,在党“进入式组织吸纳” 的政治逻辑下, 社会组织需将政治上合法的理性要素融入正式结构之中,在遵从符号化规制的基础上,主动构建与上级党组织共同对话的空间, 实现“政治合法性”; 其次, 在政府“退出式服务吸纳”的行政逻辑下, 社会组织需将行政上合法的理性要素整合至正式结构之中, 在遵从制度化规制的基础上, 善于运用政治话语修辞术来影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政府部门, 实现“行政合法性”; 最后, 要想与党组织、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长久稳固下来, 社会组织应遵从社会化要求, 借助于组织与个人层面的主观努力, 拓展组织专业化和协作能力, 进而获取社会环境的认可, 实现政治、行政和社会合法性的统一, 完成从边缘化、合法化到嵌入式生成的动态演变。

政治关联与非营利组织透明度:自媒体监督的调节效应

颜梦洁 李青

2021, 10(2):  12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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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体系中的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问题备受瞩目。行政合法性是影响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外部资源,政治关联作为组织获取行政合法性的重要渠道而影响其信息透明度。同时,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的普及,使大众从信息披露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为解决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委托代理问题提供了更有效的方式。在自媒体时代,政治关联对非营利组织信息透明度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本文以2014—2018年在民政部登记的115家基金会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政治关联、自媒体监督与基金会信息透明度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治关联和自媒体监督均有助于促进基金会提高信息透明度,且自媒体监督能够强化政治关联对基金会信息公开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推动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规范其合理利用政治资源,更要逐步健全内外监管体系和信息披露机制。

重拾公共价值创造工具的价值——基于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审视

黄英 陈宝玲 陈昭

2021, 10(2):  14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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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多年兴起的公共价值管理被认为是公共行政领域中最有前途的理论范式之一。但是,有学者却指出公共价值管理并不完全符合库恩对范式的界定条件:尽管它在问题诊断上卓有成效,但是缺乏将诊断转化为治疗行动的规范性优势。这其中隐含着公共价值创造工具研究的阙如,即公共价值创造工具的价值被忽视了。本文以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这一公共价值创造工具为例,重新审视工具之于价值的意义。另外,为了让发端于美国背景的战略三角理论更好地适用于我国的公共价值创造实践,本文结合中国情境,从政治与行政互动视角,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对战略三角进行适度情境化调试。在未来的研究中,可继续从多元治理主体视角、多层级视角和混合工具视角促进战略管理理论和公共价值理论的本土化创新。

公共组织模式的现象学重构

李钊 赵琦

2021, 10(2):  15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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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机构的官僚制度虽然是现代社会在形式方面高度合理的组织模式,却因非人格化的内在特征而持续遭到人们的批评。哲学层面的反思不仅能展现官僚制度重大缺陷的深度,还有助于在不同的根基上建构公共组织的替代性模式。本研究尝试从现象学的进路对公共组织的官僚制模式进行批判和重构。研究发现,匿名性的增长一方面是公共组织个体结构得以形成的条件;另一方面又是阻碍成员理解和反思组织实践的根本原因。未来公共组织应该从道德上拒绝容纳富余匿名性的官僚制度,并最终导向将匿名性限制在维持组织个体结构之最低限度之内的社会协同型模式。该模式要求以临时项目组为基本单元,打破典型官僚组织的固定职权体系,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在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下理解和探索组织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