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陈振明

2021, 10(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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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大区域的角度审视20世纪最后20余年的全球政府治理变革浪潮,可以认为,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核心主题领域,政府改革与治理研究需要拓宽学术视野,加强国别和比较研究以及历史与回溯分析。既要研究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后来的演变,又要关注西方之外的其他区域及国家的政府改革与治理实践。总结分析不同区域类型及国家的政府改革与治理实践的经验教训,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政府改革与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内容。

新时期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娄成武

2021, 10(4):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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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公共管理学科面临新的时代议题和发展挑战。一方面,政府治理实践亟须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以理论创新回应并指导治理实践;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愈加鲜明,研究方法越来越呈现多样化、集成化,以多学科交叉研究提升解释力、说服力、指导力势在必行。面对时代挑战,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呈现两种基本趋势,一是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持续推进理论知识创新和话语体系创新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二是面向现实的理论关怀,关注公共管理中的“大问题”,聚焦时代之需和治理之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古代行政学说史书目举要

徐晓林

2021, 10(4):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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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行政学说源远流长,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沿革与发展,有史可寻,亦有经典可读,更有大智可取。新时代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建,需要吸收我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行政思想,以更智慧、更有成效地解决中国公共管理问题。以愚之见,中国人写的中国古代行政学说史,主要体现在“十通”“四书”《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18部书中,本文对其逐一简略介绍,以期为新时代公共管理学者研习中国古代行政学说提供参考和借鉴,促进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基于致贫原因的帮扶措施精准性评估分析

章文光宫钰吴义熔

2021, 10(4):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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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9年中国东部3省和中西部22省(市、区)建档立卡实地监测调研数据,明确建档立卡户主要的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并以致贫原因为参照,运用交互信息分析技术评估了帮扶措施的精准性,提出精准扶贫的改进措施。结果表明:首先,贫困户致贫原因类型多样,当前缺技术是贫困户致贫的首要原因,缺资金是第二重要的原因,因病致贫为第三重要的原因。其次,健康扶贫和产业扶贫是最主要的帮扶措施。最后,现有帮扶措施整体上看较精准,但教育扶贫和金融扶贫的精准性有待提高。建议进一步加强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的关联分析,提高帮扶措施的精准性,巩固脱贫攻坚成效,转向相对贫困治理。

权力重塑、政策调适与复杂政策执行:来自县域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经验

蔡长昆李悦箫

2021, 10(4): 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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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国家社会发展目标,将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制度执行力。但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政策都是复杂政策,复杂政策在地方如何执行?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研究通过将政策执行视为“地方化”过程,构建了理解复杂政策执行过程和机制的“结构调适”分析框架。以三个县精准扶贫政策的经验为基础,本文对县政府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在“结构调适”框架下,本研究发现,在特定政策情境之下,面临高冲突性和高模糊性的精准扶贫政策,县政府构建了多样化的策略。一方面,县政府通过组织结构重构、利益捆绑等权力重塑机制,消解精准扶贫政策的横向和纵向冲突;另一方面,通过知识整合和政策学习等政策调适机制,实现了政策对象的清晰化、政策工具的精准组合和政策目标的“硬化”。本文对这一过程嵌入的政策情境、后果以及理论和实践启示进行了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财政引导市场机制参与的模式、问题及对策研究

孙玉栋李浩任

2021, 10(4): 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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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重大成就,到2020年已经实现全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其中财政政策引导市场机制的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财政保障依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鉴于后扶贫时代和乡村振兴工作的特点,继续引导市场机制发挥其优势参与其中具有客观必然性。本文通过对资产收益扶贫、金融扶贫、电商扶贫等六种常见的市场化扶贫模式及其问题和风险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完善市场机制参与后扶贫时期和乡村振兴战略财政保障职能的对策建议。

产业扶贫何以更好?: 一个均衡协同治理框架

李晓燕

2021, 10(4): 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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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实践超前于扶贫理论的现实倒逼学界形成更多的知识贡献。在产业扶贫中,要维持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的协同治理是一个必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三种力量在不同时期产业扶贫中的作用和角色也不相同,可分为非均衡协同治理和均衡协同治理两个阶段。一是非均衡协同治理阶段,其重要表征是,由于制度、政策、经济社会基础等主观和客观原因,社会和市场尚不活跃,参与不足,与理论上的协同治理还有很大距离,更多地体现为党委政府的单边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进。二是均衡协同治理阶段,其重要表征是,市场和社会日臻成熟,充分参与,政府适当退出,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更加趋向于理论上的协同治理。产业扶贫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关键的地位,产业扶贫中如何实现均衡协同治理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产业扶贫中的均衡协同治理包含政企协同、政社协同和企社协同三个维度以及吸纳、参与、动员三大要素,它们之间呈现共生互嵌的复杂关系。在多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具有完整的社会结构和自治空间,是推动均衡协同治理的关键行动者。

舆情危机事件中网民情绪生成及其对政府形象的影响分析

易臣何李杉

2021, 10(4): 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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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舆情危机事件中网民情绪生成与演化规律及其对政府形象影响的理论模式,为正确引导网民情绪、有效干预网络舆情和促进政府形象建设提出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在情绪激活四系统理论、原始传染病模型、情绪感染机制等理论基础上,提炼出“刺激认知加工评价感染”五个情绪产生的关键环节并由此构建网民情绪经历“个体情绪群体情绪链体情绪”的生成演化规律;基于投资函数模型,建立政府“形象投资模型”,并将群体性情绪感染原理应用到网络情境中,提出网民情绪对政府形象影响的感染模式、孤立模式和对抗模式。网民情绪弹性和强度对政府行为意向及政府形象建设具有显著影响。正确看待和科学处理网民情绪是改善政府形象的重要策略。

数字空间政府引致的公务员思维方式的转变

韩梓轩彭康珺孙源章昌平

2021, 10(4): 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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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客观世界向虚拟世界、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的衍生。以这两大趋势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逐步推进,对现有的社会形态和政府结构形成了颠覆性“威胁”。本文旨在探究公务员在面对这一重大趋势时,应如何从思维方式的层面做出转变。基于“技术制度个人”的分析框架,本文总结了公务员基于物理空间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并揭示了“数字空间”政府这一新的特征所引致的治理空间与治理对象的新变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新需求、治理主体的新压力等给公务员思维方式带来的挑战,由此提出公务员需要构建“双向治理思维”“数据化思维”“技术适应性思维”“事件管理思维”和“协同决策思维”,以应对未来世界的新要求。

“议行合一” 的创立和发展

许耀桐

2021, 10(4): 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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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首创的“议行合一”,既是原则,也是体制。“议行合一”的原则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具有全权性,能够统一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行合一”体制中,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其他权力,法律法令等通过之后可以得到行政部门及时、有效的执行。“议行合一”体制在巴黎公社、苏联苏维埃制度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长达150年的实践中得到调整充实和变革发展。“议行合一”不能曲解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合二为一,并得出在现实中行不通的结论。实现“议行合一”,巴黎公社采取了公社委员普遍兼职、一身多任的方法;苏维埃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采取设立党组织的方法,通过党的领导和协调,达到马克思提出的既能管立法,又能管行政的目的。

官僚体制的悖论、机制及应对

何哲

2021, 10(4): 1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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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任何制度都具有两面性,官僚体制也是一样。官僚体制也就是文官体制,是通过官员考录晋升机制形成的稳固的庞大的国家科层管理群体。中国古代虽然无现代文官体制,但是其率先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官僚体制,而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历史并不长,作为近现代国家制度大体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官僚体制具有积极的一面,其具有公平性、规范性、专业性等优点,但随着官僚制的膨胀和建立日久,其也会逐渐暴露出破坏国家制度的消极一面。东西方的历史皆证明了这一点。官僚体系发展日久,就会弊端逐渐累积,形成破坏国家的机制,包括狭隘的专业视角和部门利益,帕金森定律的规模膨胀和低效率,个体理性大于集体理性的行为逻辑,二次委托代理的权责不对等,考试与逐级晋升的选拔排挤,集体非理性的群体决策,政策执行中的行动扭曲,行政行为中的合谋与对抗,浩如烟海的文牍主义,监督机制的同化和失效等。针对官僚体制之弊,适时地进行整顿、较大层次的调整、加强监督、严控规模、力减文牍,以及贯彻法治等,有助于打破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和促进国家治理。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政府行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任晓怡叶显吴非

2021, 10(4): 12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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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其具有较为明显的政府干预经济特征,这会显著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产出绩效。对此,本文以2007-2017年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行为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显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则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作用在较长的一个时间序列中会起到一个叠加效应。然而,不同属性企业在面对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时,所展现出的绩效是有所差异的。从影响机制来看,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一方面,会驱动地方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并导致产业结构的优化滞缓;另一方面,会驱使企业脱实向虚,从而导致有效生产资源被挤出,这都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还发现,地方政府激励结构显著影响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和效果。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提供重要线索,并为政府制度优化和经济增长提供相关启示。

制度设计何以助力官员行为“最优解”?

张鹤林欣祝静怡

2021, 10(4): 14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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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疫情问责风暴”下,问责是否总能助力官员的积极行为? 激励制度应当如何设计才能助力官员行为的“最优解”? 本研究以官员激励制度化为起点,深度剖析不同风险事件下基层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决策。研究重点关注“激励制度官员行为”这一基本逻辑关系,融合微观经济学模型,从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助力官员行为的最优解,探索提高基层政府官员执政水平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激励鸿沟”的制度设置可以有效诱导基层政府官员的尽职作为; “激励梯度”的制度设置是实现基层政府官员风险决策优化的关键驱动; “期望收益略大于期望成本”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专业人士的决策话语权;用系统思维推进制度的顶层设计是正确抉择的基本前提。

西方学界公共性理论研究评述及展望

王明杰李晓月王毅

2021, 10(4): 15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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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既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导向,也是东西方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文章从公共性的起源、发展、研究内容及测度方法等方面对西方学界公共性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梳理。研究发现:公共性问题是随着公共领域的生成而建构起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发了公共性的扩散。西方学者对公共性的研究经历了几次转变,但迄今“公共性”依然没有一个广泛认可的清晰界定。依据西方公共性理论的发展历程,可将公共性理论划分为“经验公共性”与“规范公共性”两个互相独立的类别,21世纪初,基于经验与规范公共性整合发展的“综合公共性”模型开始出现。公共性效应维度模型、公共性程度评估量表、公共性匹配三维模型是公共性测度的主要方法。文章最后归纳了西方学界对于公共性研究的主要特点,并指出公共性研究面临的挑战和可能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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