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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12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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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1

改革是怎样练成的?——基于中国历史上重大改革的定性比较分析

徐国冲 潘玲珑

2023, 12(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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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历代改革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大有裨益。本文基于主体说、地理说、变迁论及系统论构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重新解释历史上14次改革的影响因素。fsQCA 结果表明,单一条件未能充分解释改革的成败,它是 “初始条件”“外部环境”“改革主体”“变革措施”“制度创新”和“过程要求”这六个条件的组合函数。成功改革有五种组态,可提炼为高效执行模式和集中突破模式,说明较高的过程要求和较强的主体力量是核心条件。失败改革有三种组态,按 “过程要求”的强度简化为弱执行模式和弱变革模式,共同点在于改革主体力量较弱且执行力弱。据此推导出五个理论命题:多因素的互动耦合引发成功改革;强主体的改革容易成功;改革措施、过程要求与创新力度相辅相成;改革呈现历史周期律,王朝初期的改革容易成功;核心条件的缺失致使改革失败。研究启示成功的改革要以制度创新突破历史约束条件,依循合理路径,适时规避风险。本研究尝试把历史带回公共管理学视域,研究我国历史上的改革故事,构建中国式的治理知识体系。

从士绅到新乡贤: 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流变——基于晚清以来浙江上虞乡村治理的案例分析

刘开君

2023, 12(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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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虽不是传统乡绅之治的简单复归,但也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基因。然而,当前学术界对乡村社会中 “谁在治理?” “如何治理?”问题的理论研究,却表现出“时间分割”的特点。本文采用精英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聚焦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流变,以乡村精英获取支配能力的依据和方式、角色和功能、主要特征等因素为依据,同时选取 “民间认同”和“时间维度”两个关键变量,构建出 “儒教型”“资源型”“统合型”“融合型”四类乡村精英治理模式作为分析框架,采用宏大叙事和个案分析相结合、 “主体分析”和 “规则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晚清以降中国乡村社会治理进行历史考察,以此完整考察晚清以降乡村精英支配或影响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特征,并阐释其背后蕴含的逻辑链条。

帝制中国治道观的意涵及其现代启示——以 《资治通鉴》 和 《续资治通鉴》 为中心的考察

罗雪飞

2023, 12(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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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是帝制中国时期君主和士大夫共同关心的话题,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基本问题。《资治通鉴》和 《续资治通鉴》作为君主和士大夫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记录,渗透着对治道的关注。这种治道观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垂拱而治、推行仁政、心存敬畏乐听谏言、选贤任能以治民、裁汰为害最甚者。这种治道观有三个主要特征:主体的精英化、宗旨的王道化、载体的明确化。这种治道观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启示主要有五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促进精英自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以价值理性引领工具理性。

论文

“互联网+政务服务” 政策再生产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机器学习与定性比较分析的实证研究

王法硕 张嘉玲

2023, 12(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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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抓手，地方政府在制定“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中对中央相关政策的调整与更新即政策再生产会对当地“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已有研究对此关注不足。基于机器学习方法，构建Doc2vec模型对我国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再生产进行量化计算。研究发现，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再生产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政策再生产与“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水平有较强相关性。进一步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考察“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再生产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领导重视和市场化程度是影响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组态分析识别出“组织赋能型”“发展共识型”与“乘势而上型”三种实现较高程度“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再生产的路径组合。本文深化了对我国政府运作中政策制定逻辑的理解，对制定和出台有针对性的地方“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与差异—一项基于元分析的检验

郭晟豪 郭峻豪

2023, 12(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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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传统实证研究方法对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强度的研究,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利用元分析技术,纳入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国内外实证研究,共获得95个效应值,总样本量381698个。研究发现,公共部门中的服务型领导对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最大,而道德型领导、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依次递减。数据搜集策略是干扰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估计的因素,不过并不普遍。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也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异。然而,尽管公共服务动机目前的量表不一,但是测量工具并不会显著影响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同样地,MPA学生样本来源也不会对两者的关系估计产生显著影响。

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何以影响其变革行为?——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和变革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林亚清 蓝浦城

2023, 12(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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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激励公务员勇于改革创新、担当作为是新时代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福建省209名公务员的两阶段调查问卷为样本,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实证检验了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公务员变革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显著促进了其变革行为,工作重塑作为一种资源构建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变革型领导则扮演了 “资源阵列通道”的角色,能够正向调节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即在高变革型领导的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通过工作重塑影响变革行为的中介效应得到显著增强,而在低变革型领导的情境下上述中介效应不显著。本研究拓展和深化了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及其变革行为的相关文献,为资源保存理论在公共部门的运用提供了启示,同时也对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干部队伍管理的科学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教育程度使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路径呈现差异?——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张理政 王洁晶

2023, 12(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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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已经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既有文献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各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实证研究,也较少关注不同流动人口群体社会融入的路径差异。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社会融入划分为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并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一线城市的样本,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教育程度的群体社会融入路径的异同。研究发现,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的经济立足状况、行为适应水平通过提升心理融入实现身份认同,行为适应也能直接提升身份认同。高中或中专学历群体与之相似,但其行为适应并不能直接促进身份认同。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则拥有 “经济立足 身份认同”“经济立足 行为适应 心理融入 身份认同” “经济立足 心理融入 身份认同”和 “行为适应 心理融入 身份认同”的多元化融入路径。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群体差异是影响其社会融入路径的重要因素,市民化相关政策需要予以充分考虑。

俘获如何影响环境监管效果?——一个混合研究#br#

何 彬

2023, 12(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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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基层环境执法者在环境执法中的 “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等避责现象及执法效果? 威慑理论认为,确定性和严厉性是有效监管的两种路径,俘获可以通过调节确定性和严厉性来降低政策效果。为了理清俘获如何影响环境监管效果,文章构造了 “风险 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利用环境治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文章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来识别因果效应,研究发现:俘获程度仅仅对严厉性的效果产生削弱型的调节作用,确定性不具有降低污染的政策效果。为了理清因果机制,文章运用 “理论最不可能案例”进行补充分析:当俘获程度较低时,被俘获后的执法者会优先选择操纵确定性,确定性因此失效,随着俘获程度的提高,这种优先选择倾向会更加明显。风险感知是决定俘获双方行为的核心因素。为了维持交易结构的稳定,当企业选择以削减排污的方式降低风险时,严厉性依然是有效的监管政策;当企业选择以提高俘获程度的方式降低风险时,严厉性则不再有效。文章论证了俘获如何使重典治污失效的发生机制及其后果,为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特别是提高环保督察的效率提供有益思路。

村治研究中的本土化概念生产: 问题与反思

樊 凡 陈 毅

2023, 12(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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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生产是村治研究本土化的基本前提和主要途径，概念生产的环节出了问题，势必会连累与其有关的概念、理论和学说。文章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通过对村治研究中本土化概念生产现状的追问和反思,发现其中普遍存在三个关键问题:一是从前提上看,由于很多研究者对源自西方部分国家经验的 “国家 社会”二元分析范式的简单套用,常常还难以真正切合中国的实际;二是从过程上看,由于很多研究者对 “地方性”与 “国家性”二元互竞思维框架的坚持以及对农村社会 “地方性”的过度主张,研究视野被不断窄化、乡村治理背后的国家性构建还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三是从结果上看,由于不少研究者对公共价值的不敏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去公共性倾向。文章认为,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轻视,以及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的淡化,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着力从源头克服这些问题,是村治研究本土化健康发展和本土化的村治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


社交平台私权力的滥用及其治理

闫宇晨

2023, 12(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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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快速发展,平台影响力显著增强,地位明显提高。掌控着算法权力的平台可以影响多种社会主体的决策行为。与此同时,算法造就了一种新的权力形态———平台私权力。近年,平台私权力的不断扩张给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然而传统的平台监管体系却未能及时地作出调适,平台私权力滥用的风险显著加剧,在传播领域,社交平台私权力滥用的问题已经开始凸显。正确认识社交平台私权力滥用问题的现实危害,及时防范、化解其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在推进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将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建立 “政府 个人 社会力量”三位一体的新型平台治理模式,借此避免政府事后问责带来的平台监管弊端,也可缓解用户在与平台对抗中的权利保障困难,同时带动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平台治理当中。

方法

Q方法: 方法论视域下的内在张力与发展限度

臧雷振 陈腾霄

2023, 12(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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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方法是一种以定性分析为主导的混合研究方法，用以探究行为者的态度、动机、感知、信念、偏好等，其本质是为了促进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相互补充与支持。政策分析与公共行政研究中广泛涉及研究对象的主观态度分析，但Q方法在该领域内的学术关注度依然有限。本文基于范围界定综述（scoping review）路径，在给定政策和实践背景下，从“科学引文索引核心（WoS）”数据库检索并筛选出48篇政策分析与公共行政领域内的Q方法应用文献，进行审查分析。审查内容主要包括作者选择使用Q方法的原因、议题选择、开发Q集、选择受试者、执行Q排序、量化分析与因子生成、结果定性阐释等方面，研究发现，在对存在社会争议的议题分析中，Q方法具有较大的理论潜力与实践价值，但也存在研究者对方法操作步骤不熟悉不规范、方法论自身不足等问题，这会直接影响到研究信度与效度，进而约束了Q方法的发展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