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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12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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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论政府治理现代化

张成福

2023, 12(1):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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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形态转化为现代社会形态的过程。现代化本质体现的是人类自身文明的不断精进和不断超越。政府治理现代化乃是政府治理体系适应社会环境变迁,有意识推进系统变革,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效能的过程。当代世界政府现代化的动力在于外在治理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府治理体系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张力。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与战略在于建立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参与、社会协同、整体协调、回应负责、开放透明、遵循法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国政府现代化的成功,需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理论的指导,坚持党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坚持走内源式发展的道路并以人的现代化为本基。

专题研讨1

公共价值的行政学分析

竺乾威

2023, 12(1):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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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价值不仅是公共行政的使命和应实现的目标、公共行政活动应遵守的原则和标准,它也是一种可以用来降低行政交易成本的方法。公共价值是建立在政府和社会共同价值基础之上的。对于政府来说,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从制度、行政美德和责任等几个方面来培育和提升自身的价值,将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质量。

公共治理中的 “价值共创”:以香港的廉洁建设为例

公婷

2023, 12(1):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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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1世纪以来,新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逐渐产生影响。它注重公共管理的多元化模式,不仅强调结果,也关注过程,尤其是公共服务中的共同生产与价值共创。它认为,公共服务的最终结果以及这些结果的可持续性并不完全取决于产品或服务本身,更取决于公众对它们的评判,取决于公众的价值取向。在公共服务中,最终是由服务对象来确定和认可服务之价值及存在的必要性,包括他们对服务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因此,公共服务是一个由服务者和服务对象共创价值 (valueco-creation)的过程。本文旨在探讨价值共创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其基本观点,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并以香港的廉政治理为例说明价值共创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公共伦理的时间维度

谭安奎

2023, 12(1):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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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现代公共伦理思维采取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约束的横向视角,它寻求的是无时间性的原则,但真正聚焦的却是即时性的横向关系。这一视角无法理解政治共同体历时延续的内在本质,它对行动者成人化、常人化的假定,以及在资源分配问题上互不相欠的道德态度,也是我们追寻社会公平的观念障碍。公共伦理因此需要引入纵向的时间维度,从历时性社会积累的角度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以不可还原为个体行为的 “社会”资产为资源的公平分配提供伦理基础。但这种纵向的时间维度既不是要用世代关系来解释公共伦理,也不是要解决概念上存疑的所谓代际正义问题。其核心是要摆脱横向思维的无时间性特征,同时强调公共伦理的跨时间性或非时段性视角。

专题研讨2

双元激励偏好与公务员工作绩效:繁文缛节感知的抑制效应

郭金元 陈志霞

2023, 12(1):  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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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激励机制有效性,激发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和提升工作绩效是学者与实践管理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工作要求 资源模型探讨双元激励偏好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及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繁文缛节感知的调节作用。通过对341套领导 下属两阶段配对数据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双元激励偏好对公务员工作绩效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其中内在激励偏好的增益效应显著高于外在激励偏好;工作满意度在内在激励偏好、外在激励偏好与工作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繁文缛节感知负向调节内在激励偏好、外在激励偏好与工作满意度及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深化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以及提高激励制度有效性的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新时代 “人民满意的基层公务员” 画像素描

李林威 刘帮成

2023, 12(1):  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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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本研究运用关键事件法,选择 《第九届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风采录》中171位基层公务员作为行业标杆,基于扎根理论对新时代 “人民满意的基层公务员”的具体内容结构进行理论构建,来回答中国场景下 “人民满意的基层公务员”的典型特征和核心表现 “是什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场景下 “人民满意的基层公务员”的内容结构主要包括政治素质、综合能力、价值观以及服务动机四个维度共19项特征要素,其中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是表层特征,价值观是中间层特征,服务动机是深层次特征和内驱因素。这四个维度不仅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基层公务员的实际行为表现,还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科层制结构和新时代治理情境实现了对基层公务员能力素质的本土化探索,对于精准选拔和培养新时代基层公务员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和实践意义。

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基于我国地级主要官员的实证研究

徐晶 刘志鹏 高波

2023, 12(1):  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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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要官员的早期工作经历会影响其后续的行政行为。本研究基于2000—2015年全国地级行政区主要官员的相关资料,搜集了历年各地级行政区下辖区县主要官员的数据进行对应分析。基于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考察地级行政区党委书记上任前的工作经历与上任后下辖区县主要官员的特征,研究发现,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地级行政区党委书记,其下辖区县内出现女性县级主要官员的概率显著更低,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有地方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市委书记中更为显著,而中央国有企业的工作经历则不会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此外,2011年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女性比例的规定使得该负向效应减弱。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工作经历和女性下属官员任用的负向关系可能的解释机制是,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使得官员更注重当地经济的数式、粗放式增长,而女性官员往往更注重科教文卫等软性发展指标,两者之间政治注意力的张力是负向关系产生的基础。本研究为探究政治精英的行为模式及基层官僚代表性的制约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考。


论文

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基于中央层面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姜楠 曹现强

2023, 12(1):  9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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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营商环境优化在鼓励地方探索的同时更体现出鲜明的中央政府主导特征。运用内容分析法,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2008—2020年170篇中央层面营商环境优化政策,挖掘出1650个政策分析单元、16个案例节点,并将其置于 “政策工具维度 适用领域维度”框架中进行讨论,以揭示我国营商环境优化的整体图景、核心内涵及行为路径。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制定主体广泛但关联松散。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多;政策工具侧重分布于政务服务和市场环境领域。按照政府主导、环境塑造、需求回应的程度不同,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在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呈现出三种类型。未来应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完善部门间沟通与协调机制;丰富政策工具的种类,加大信息技术的使用力度,提升政策工具的选择性与可组合性;推动政策工具在营商环境优化中的均衡配置,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水平,以央地实践互动积累经验,最终实现营商环境全面优化。

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逻辑及其演变——兼与经济治理比较

陈贵梧

2023, 12(1):  11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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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在质疑声中走出一条有效的环境治理之路,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本文采取制度互补的理论视角,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为切入点,考查中国在环境治理上是如何 “把制度搞对”的。研究发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设计与执行能够很好地补足现行法律等其他制度的缺陷,而且制度自身具备内在的互补性,呈现出政治与法治的结构性互补,党内法规、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治理功能耦合,纵向督察机制与全面监督机制相结合以及党和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的特征。制度互补性的生成有赖于历史与现实的塑造、执政党观念的变迁、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与 “干中学”等机制。本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既能通过分散式政策试验实现经济治理的成功,也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解决环境保护问题。

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逻辑基础与重点任务

王永梅 杜鹏

2023, 12(1):  12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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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是走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道路的重要保障。本文梳理了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的缘起、内涵与框架,围绕 “从理念到行动全方位布局”和 “‘一核多元’全主体参与”的治理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的重点任务: (1)分 “三圈层”开展 “两结合”,推进老龄制度走向成熟定型;(2)推进政府自我革新,建设与老龄社会相适配的服务型政府;(3)压实各级党政负责人职责,全面赋能基层党政工作者;(4)以政治站位夯实老龄社会基层自治,推进各方共建共治共享;(5)构建老龄社会治理评估体系,以评促推治理现代化。

总额预付制下县域医共体激励约束机制分析: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

李力 郑英

2023, 12(1):  14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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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医共体是我国探索构建协同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实践形式之一,总额预付制是调和医共体内部利益矛盾、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核心政策工具。本研究提出县域医共体激励约束机制的分析框架及其理想化属性,并结合县域医共体典型案例,探讨县域医共体内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原因,如具有较强信息优势与控制力的行动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相对较弱,医共体内部信息对称性、博弈的公平性有待提升,同时现实中的医保结余对集体行动激励作用较弱,医保支付价、薪酬等配套政策工具对于引导个体行为与集体目标相一致的作用也相对有限等。建议进一步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良性协商与沟通机制,推动医务人员等具有较强信息优势与控制力的行动主体参与医保资金使用的决策过程;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与治理,建立以协商与准入为核心的医保支付价形成机制;基于公开、平等的谈判与协商机制,建立更加科学的预付总额核定机制与风险分担机制;建立信息披露机制与 “村医”守门人制度等。

数据治理机构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基于山东两地市的案例分析

赵丹宁 郭晓慧 孙宗锋

2023, 12(1):  15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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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借鉴组织理论搭建数据共享困境生成机理的分析框架,以山东省J市大数据局和 W 市大数据中心为对象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数据提供部门碎片化与数据标准差异、数据安全与风险规避等共享困境对两种机构的影响程度不同。究其原因,两种机构在制度环境变化中所面临的数据共享交易成本不同,具体包括数据共享技术成本、问责能力、部门利益与内部激励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交易成本的动态变化导致差异化的数据共享结果,由此本文从结构与制度维度提出数据治理机构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政策建议。